俗话说：剃头挑子一头热。伶仃洋大桥命运多舛，与末代港督彭定康的敷衍了事和英国政府在交还香港的问题上心不甘情不愿的困兽犹斗有关。当时的港英当局心思根本不在这座桥上，彭定康管治香港的几年“过渡期”，港府处处与中国政府“作对”，更别指望会尽心与珠海去谈区区一座大桥！
2007年6月27日，香港前行政局首席议员钟士元在香港电台节目《议事论事》主持多番游说下罕有复出，接受港台访问长达三小时。在访问中他透露了伶仃洋大桥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钟士元忆述，1994年11月，香港特区筹委会经济小组在北京开会，当时的珠海市委书记梁广大带队到北京向小组成员作关于兴建伶仃洋大桥的工作汇报。希望在香港上岸，只要香港政府同意，不用花费香港的钱。
这次会面富有成果，港方都非常认同。从北京回到香港，预委会经济小组将珠海政府层面的这一意见反映到末代港督彭定康那里。
“NO！”彭定康不假思索就一口拒绝。他说，“我们已经聘请英美顾问公司做过相关研究，报告认为要到2020年才有这个需求，以后不要再跟我谈这件事了。”
“其时，当时港英政府大限将至，哪会考虑香港的前景？”钟士元回忆起来还有点心气难平。
1998年的珠海香洲港
1997年7月下旬，梁广大又来到香港，在特首董建华办公室，梁广大再次提起伶仃洋大桥。钟士元回忆，“当时我在场，董建华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我赞成，时间越早越好；连接珠海和香港的伶仃洋大桥一旦建成，将打开珠三角的西部，对香港的经济利益很重要。”虽然钟士元相信很多香港市民都会赞成这建议，但“遗憾的是，香港政务司中又有人不同意这观点，反对此项目，事情也就搁置下来”。
对此，胡应湘在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透露，他早前提出的跨海大桥构想，遭遇当时的港府高官冷淡响应。当记者问及是哪位高官一口回绝兴建大桥的计划时，胡应湘三缄其口，只是说：“我不会说是哪一位港府高官，我只能说‘她’，是她否决了这个计划。”而港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陈永棋则直言不讳地说：“（当时）陈方安生反对建设到珠江西岸的桥，今天看来这是个重大的决策失误……”
香港回归后，当时担任政务司司长兼粤港合作联席会议港方代表的陈方安生把持特区政府公务员体系，提出“小心边界模糊论”，致使粤港合作联席会议的工作议程被再次拖沓，从1998年到2001年陈方安生辞职，总共只开了三次会，粤港合作一直在纸上谈兵，伶仃洋大桥等跨界大型基建协调就此被严重拖延……
同样是在香港电台《议事论事》节目中，钟士元称，特首不能拥有政党背景，根本不能确保主要官员与自己有一致想法，结果执行政策时出现无谓争执，他感叹说：“最简单系（是）伶仃洋大桥，因为照（据）我所知，当时系（是）政府里面内部唔（不）同意，所以致迟迟唔（不）起，呢（那）个董建华都冇（没）办法，佢（他）同意起都冇（没）办法，所以拖咗（成）几十年……”
曾参与原伶仃洋大桥筹建工作的总工程师滕亦昌，对港珠澳大桥有着难于割舍的感情，他向我讲起那段褪色的往事。这位1955年就来到广东，曾主持105国道、港湾大道两条珠海“东西走廊”建设的工程师以勤恳实干著称。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修公路、建桥梁，竟然：还有建跨海大桥的机缘，当时珠海市领导要他“飞跨珠江口、穿越伶仃洋”。
他的命运此后便与大桥发生了历史性缘聚。“那时真是想都不敢想。”79岁的滕老疾病缠身，听力已遽然退化，一头霜染白发梳理得一丝不苟。但谈起伶仃洋大桥，他浑浊的眼睛遽然一亮，就像一只探照灯照亮了历史的隧道。这是一个髦髦老人，已沉入生命黄昏的他仍坚持带我来到珠海市档案馆，因为陈列在这里的一本本厚厚的资料可以见证当时珠海人所付出的一切。
那是个明朗的早晨，阴了数天的天空突然放晴，一轮朝阳从大王椰树梢上升起，犹如一个大红灯笼，挂在城市的高楼上，红彤彤的。在市档案馆，我就像翻开了一部褪色的老皇历，抄阅着一组组枯燥的数据。从那些坚硬冰冷的犹如史志的行文中，我已找不到这座大桥曾经的人气和温度。显然，这注定是已经“休克”的历史，我只能在档案馆里触摸。
就像翻开一部已经褪色的神话，让我颇为惊叹的同时，多少有些惆怅。“施工前的筹建工作从预可、工可到初步设计都做完了。”滕老告诉我说。
跨越伶仃洋的大桥
跨越伶仃洋一直是珠海人梦寐以求的事情，但这中间有太多的酸甜苦辣和坎坷崎岖。对于滕亦昌这样一位怀揣伶仃洋大桥情愫多年的老人而言，心绪难平也在情理之中。作为珠海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开拓者，滕亦昌1992年任伶仃洋大桥项目总工程师时，他已经到了60岁退休的年龄，但仍被认为年富力强，委以重任。1994年5月，滕亦昌等七八名土木建筑专家奉命赴美国考察。他们走访了旧金山金门大桥等著名跨海工程，可参观学习才刚进行一半，他们就被一个越洋电话紧急召回。
“7月初，淇澳大桥将动工。”指挥部在电话里这样解释说。
滕亦昌欣喜不已，自豪之情溢于言表。7月5日那天，艳阳升起，唐家湾滩涂上的红树林被染成一抹殷红，四周的旷野也被衬托得热烈起来。一串爆竹声打破唐家湾荒凉海滩的寂静，淇澳大桥在一片欢呼声中破土动工。交通部一支精干施工队最先开进淇澳，开始了伶仃洋大桥侧引桥的前期施工作业。拖轮、趸船、打桩机、起重机等大型机械陆陆续续进驻。但事情的进展远非想象那么顺利，许多困难是人们始料不及的。滕亦昌说：“坏消息也紧跟而至。听说由于沟通机制受限，以及香港澳门多方争议不断，已经动工的大桥项目被匆匆叫停。”
“不久，施工队就撤离了。” 滕亦昌眉头紧蹙，有点心灰意冷。他说，“这引桥建建停停，停停建建，直到2001年才算通车，但主桥则遥遥无期。”好几回，他独自来到唐家湾畔，顶着萧瑟的寒风，伫立空旷的海滩，向茫茫的伶仃洋天际线眺望。
1999年，滕亦昌终于办理了退休手续，但实际上退而不休仍长期担任伶仃洋大桥工作顾问。那一年，滕亦昌颇为感伤，当时位于梅华东路砂石土大厦二楼的大桥办，人员已由鼎盛时期的二三十人锐减到了七八人，场面寥落。但他嘱托大家要精心保存好大桥的所有资料，他相信“一座大桥”的消逝会给人们深刻启示，因为无论其设计理念还是现实影响在当时都是举世无双、极具启发性的，梦想破灭并不代表失去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