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时任佛山地委常委、行署副专员的梁广大易职珠海，在梁广大珠海为官16年的任上，他先后担任珠海市代市长、市长、市委书记、广东省委常委兼市委书记。伶仃洋大桥一度被认为是梁广大的“胆大”杰作，并为此魂牵梦萦，付出了巨大的精力，在粤港澳三地政府层面，他是第一位提出并致力推动跨珠江口伶仃洋大桥建设的政府官员。如果说港商胡应湘的大桥构思最初是基于其自身投资视野的考量，那么梁广大的伶仃洋大桥设想则是站在一个城市和区域发展的战略高度作更深意义的外延。
彼时，珠江口两岸的城市发展成了“冰火两重天”的发展群体，东岸的深圳、东莞承接香港的发展如火如荼，西岸的珠海、中山却显得处处波澜不惊，要知道，在改革开放之初，珠江口东西两岸的经济几乎是同时起步的，其发展速度不分伯仲。
1988年，东岸深圳、东莞两市GDP总量为120.8亿元。西岸的珠海、江门、中山三市的GDP总量为133.6亿元，高出东岸11%。到了2001年，珠江三角洲东岸深圳、东莞两市GDP总量已达到2533.6亿元，而西岸珠海、江门、中山的GDP总量仅为1345.5亿元，东岸两市的GDP总值已是西岸三市的1.9倍。
数字也许是枯燥的，但数字背后蕴藏的却是一个个内涵丰富、情节曲折的问题啊！
以两岸的经济增速来比较，差距更是惊人。1980年至2001年22年间，东岸深圳、东莞两市GDP总量增长了261倍，而西岸珠海、江门、中山三市仅增长了47倍。
伶仃洋大桥一度被认为是珠海摆脱这种局面对接香港的捷径。有人当时测算,如果伶仃洋大桥建成，那么珠海到香港一个集装箱的陆运价格可以降到800元以下。
1989年春天，珠海刚从冬季的冷冻中苏醒。这块特区土地上的万物在春风的吹拂中开始了新一轮的葳蕤生机，来年所有的欲望、梦想、希冀、憧憬，都在这个春天的日子里孕育。2月15日晚上6时许，市区受倒春寒袭击，冷风横吹，但在珠海宾馆里则是一片洋洋暖意。这里，珠海市委、市政府正在举办一年一度的春节外商联谊茶话会。在酒会的致辞中，市委书记梁广大正式公布了要建伶仃洋大桥的战略构想。
翌年5月，珠海正式全面启动了建设伶仃洋大桥的各项研究工作，为此专门成立了市政府伶仃洋大桥筹建办公室和伶仃洋大桥集团公司，并按照基建程序开展了伶仃洋大桥建设的前期准备。
1992年7月，珠海正式委托中国交通公路规划设计院编制《伶仃洋跨海工程预可行性研究报告》。这座跨海大桥当时列出了两个方案。南线方案：从香港大屿山至珠海与澳门之间的海域设人工岛，由该岛分两路分别入珠海和澳门，类似今天所说的Y型路线；北线方案：由珠海金鼎至淇澳岛，跨过内伶仃岛至香港屯门烂角嘴。综合各方面的因素，交通部公路规划设计院完成的预可行性报告推荐北线方案，也就是后来公布的伶仃洋大桥方案。根据方案，大桥全长27公里，其中桥长23公里，大桥引道4公里，按双向6车道高速公路标准设计，桥宽33米，路基宽度33米，计算行车时速100公里。
伶仃洋大桥设想的Y型路线
1996年12月30日，国务院原则同意伶仃洋大桥立项。
这个爆炸性的消息让珠海有点“兴奋不已”。66岁的市民吴大爷向我回忆当时的情景表示，很多市民在知道这个消息后欣喜若狂，因为那时珠海就如一座孤岛，与外面的交通往来十分不便。“珠海人就像过节一样欢欣鼓舞，我还专门叫我老婆给我买了一瓶泸州老窖，自个喝得酩酊大醉。”当时珠海粤剧团还排演了一出《珠江月》，其中唱道：伶仃烟云巨浪，港澳海外飘摇；欲将三地桥相连，唯珠海情最高。
然而，珠海对伶仃洋大桥的这份热情也许早了点——
1996年8月17日下午, 港督府的铁栅门悄无声息地滑开来, 一辆时价35万美金的黑色劳斯莱斯轿车驶了进去, 它径直穿过环形车道,停在由两根灰色石柱支撑的港督府正门遮檐下。
从车上下来的是港督府的常客, 首席经济顾问魏威廉。像往常一样, 彭定康把魏威廉让进楼上的一间小客厅, 两人分宾主坐下, 一个皮肤黝黑的印度男侍恭恭敬敬地送上两份茶点。
彭定康是以喝午后茶点的名义把魏威廉邀请来的，在欧美国家, 饮用午后茶点被当作一种览闲而高雅的生活情趣, 而英国人对此最为讲究。魏威廉知道, 彭定康并不是那种固守传统的英国绅士, 他每次约人来喝午后茶, 大多是事出有因，一向老成持重的魏威廉深谙“醉翁之意不在酒”的中国文化，他慢悠悠地啜着茶水, 品着特级龙井的清香, 不时还咬几口精致的糕饼,他知道还不到自己开口的时候。
果然, 彭定康先开口了。
“上帝啊，总算把你派来了，香港就要交出去了，现在都没几个人愿来体会我的烦躁心情。”彭定康拍着魏威廉的肩膀说。
彭定康看来并没有休息好。想想也是，这位末代港督最近特别烦，先是关于新机场的计划，后是政改方案，都引起了中方的强烈反感，彭定康来到北京, 鲁平不仅没有到机场接他，还怒斥他为“千古罪人”！钱其琛当着记者的面也不与他握手，这让他十分懊恼。
“偏偏香港又生出不少乱子，三天两头不是游行就是示威，近期商界又不断地拿伶仃洋大桥这样的基建说事 ，我们已经做得够多，青马大桥不是建了？机场不是建了？他们还嫌不够，还要搞什么伶仃洋大桥……”
“大桥的珠海那头多次来要求与我们谈……唉！”彭港督一声叹息，大皱眉头说，“路政署拟了一份应对措施。”说着，他从硕大的办公桌上拿起一份由路政署提交的《全港发展策略检讨、可供选择的发展方案》递给魏威廉。
魏威廉双手将这份方案接上，注视了一会儿，然后搓着手说：“香港建这座桥时机还不是很成熟，我希望还是按顾问公司的意见来处理，应对珠海方面的这套方案我赞成。”
彭定康吹着茶屑，面带喜色，然后漫不经心地说：“‘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还是中国的这句古话说得好啊！”
2015年8月，在采访珠海市交通局原局长黄贞山时，黄老为我搬出了一大叠相关资料，正是在这一堆关于伶仃洋大桥的资料中，我看到了这个方案的影印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