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使最弱小的TD-SCDMA标准成长起来，由大唐集团发起成立了TD-SCDMA联盟，争取到华为、中兴、联想等十家运营商、研发部门和设备制造部门参加进来，合力完善TD-SCDMA标准的推广应用，2002年10月30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TD-SCDMA联盟的成立大会，我和时任科技部副部长的邓楠同志、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娄勤俭都到会上讲话表示支持。以后从3G到4G，直到现在5G中国的标准勇立世界潮流，可以说大唐集团、通信研究院研发出TD-SCDMA是迈出的最关键一步。那时虽然十分弱小，但是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2002年10月，信息产业部颁布中国的3G频率规划，为TD-SCDMA分配了155MHZ频率。
产、硏、用、政府合力促使我国移动通信技术发展
说起频率资源，行业以外的人可能不都了解，这是十分宝贵的资源，因为卫星通讯、广播电视、电报电话、军用通信等都需要有一定的频率资源，而频率资源是有限的，就像海岸线的资源一样分配给谁了，别人就不能再用了。分配给移动通讯用的频率资源有多少，决定了移动通讯应用的空间。
分配频率资源是政府职能，由信息产业部负责，并不是市场行为。包括发放移动通讯牌照和选用什么样的标准也是政府行为，TD-SCDMA和选择后来的4G标准TD-LTE都是政府行为，如果由市场选择，TD不可能被选择。正是中国采用了TDD（时分多址），而不是那时国际普遍采用的FDD（频分多址），后来在4G、5G标准中具有了不对称传输的优点才脱颖而出。曾经通信技术强大的日本就是在技术标准的选择上走了弯路而一蹶不振。
现在舆论场上还在经常争论政府规划和产业政策与市场的作用，不可否认政府规划、政策在移动通信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中国移动通信技术和产业从基础十分薄弱起步到今天勇立世界潮流有四个重要的因素：一是以大唐电信技术集团、通信研究院为代表的科研队伍开发出了TD-SCDMA标准，这是关键性的一步，为以后4G的TD-LTE和5G奠定了很好的技术路线。二是政府正确的选择、支持我国自主研发的技术标准并把握好了3G 、4G移动通讯牌照的发放时机。三是中国有庞大的客户群、有巨大的市场。四是涌现出华为、中兴等为代表的优秀企业。包括华为领头人任正非作为一个优秀企业家做出的杰出贡献。但不是一个华为成就了中国的移动通讯事业发展。
中国移动通信公司为推广TD标准应用发挥了重要作用
后来，我国的电信体制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和改革，把原来存在的六个公司归并成三个公司，即：铁通并入中国移动，卫通并入中国电信，网通并入中国联通，并且决定由在移动通讯领域经济效益较好的中国移动来发展TD-SCDMA标准，并任命原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奚国华担任中国移动的董事长。奚国华同志后来为TD-SCDMA的推广应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开始时由于TD-SCDMA基础薄弱，中国移动公司经营上遇到很多困难，内部一些人也对应用TD-SCDMA技术产生动摇。后来奚国华同志在任上大力建设了TD标准的基站。2014年发放了4G牌照。到了4G TD- LTE阶段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在奚国华同志的领导下，中国移动以3G养4G，建设了50万个基站，逐渐形成了复盖全国的TD-LTE网络。由于TD-LTE的优点，占有了40%的市场，被评为科技进步特等奖。
中国的TD-LTE4G标准显示出技术优势
欧洲在他们原有的技术基础上发展了基于FDD（频分多址）技术的4G标准。而中国的TD-LTE标准是基于TDD（时分多址）技术，但是TDD技术在信号上行和下行可以不对称，而FDD则上下行对称。TDD的不对称信号传输在4G阶段要传输视频等时却显示出优势，适合用于互联网。
美国英特尔也发展了基于TDD技术的4G标准WIMAX，中国自知我们尚弱小，希望能与同为TDD技术的美国标准联合，但是英特尔视中国是小学生，不愿意与中国合作，只想要中国全盘采用WIMAX标准，联合不成。而此时欧洲的爱立信公司了解了TDD技术的优势和中国巨大的市场，主动要与中国联合，共同采用TD-LTE4G标准，这使得TD-LTE标准力量强大，而美国的WIMAX标准逐渐被边缘化，最终消声匿迹。
由于4G较之3G有着明显的优势，一旦4G应用后，原来使用WCDMA3G标准的联通就显得被动了。4G形成了TD-LTE和FD-LTE两个标准。我们通常说3G三个标准，4G变成了两个标准，而5G全球就一个标准。在移动通信设备制造领域最初的十几个玩家现在仅剩下华为、中兴、三星、爱立信、高通等不多的玩家了。这段历史很值得美国思考，搞单边主义是不行的，还应走联合发展的正确道路。
华为发展作出了正确的战略选择
华为是成立于80年代末的一个民营小企业，能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发展成为一个在全球称雄的通讯设备巨头，华为的领头人任正非以非凡的勇气几次都做出了正确的企业发展战略，每次都采在了点上。
华为在成立之初任正非就雄心勃勃把目标定在当时也属十分高科技的数字程控交换机上，要知道那个时候，我们国家刚刚要从模拟式的纵横交换机发展数字程控交换机。那个时候数控交换机的著名企业是美国的朗讯、贝尔，加拿大的北方电讯，日本的NEC。由于当时中国还不会生产数字程控交换机，这三家在中国成立了合资独资企业，而华为是个刚刚成立不久的民营小企业。那时候做出这样的选择也是要有很大的勇气和胆略的。
到了90年代，移动通信开始有了发展，任正非又将华为的目标定在难度更高、差距更大的移动通讯设备上。那时候3G已经有了WCDMA 、CDMA2000两个国际标准，中国也研发了TD-SCDMA标准，每个标准都在游说中国政府采用他们标准发放3G牌照。华为采取了三头下注的策略，对以上三个标准都进行了技术研发投入，但是巨额的技术研发投入也给企业造成了很大的资金压力，作为企业经营者，他们当然希望政府能够尽快发放3G通信牌照，无论是哪个标准都行，这样才可以使他们投入的研发资金尽快产生回报。但是中国政府迟迟没有发放3G通信牌照，任正非带领孙亚芳等人到北京来找我，向我要求尽快发放3G通讯牌照。他向我陈述的理由是现有的2G频率资源已经使用殆尽，移动通讯的客户还在迅速增加，因此必须尽快发放3G牌照以满足移动通讯用户迅速增加的需要。我问任正非，现在给的2G通讯频率资源最多能容纳多少门移动通讯手机？他当时没有能够回答出来。
后来马凯同志和我到信息产业部与王旭东部长和负责此项工作的郑敏政司长商议发放3G牌照的事宜。同样，我谈了我的看法，现在2G的频率资源还没有到完全山穷水尽的地步，三个3G通信标准中，中国的TD-SCDMA是最薄弱的一个，几乎还是停留在图上作业上，没有芯片，没有手机，没有基站，没有仪器仪表，一切都要从基础做起。如果现在就发放3G通信牌照，无疑将是WCDMA和CD M A2000的天下，应该有一定的时间让中国的TD- SCDMA羽毛能够丰满起来。国家发改委和信息产业部在这点上达成了一致，暂缓发放3G通讯牌照，而加大对TD-SCDMA标准实际应用的力度。组织上于是派奚国华副部长到中国移动公司去主抓这项工作。奚国华和中国移动不负众望，把TD-SCDMA发展起来了，为中国标准赢得了时间。
去年我和奚国华同志回顾这段历史，我问他当时我主张暂缓发放3G牌照到底对与不对？奚国华也认为，如果在奥运会前我们顶不住压力，迅速扩大3G，那一定是WCDMA的天下了。
